映象新闻

不仅发展权的概念体现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和平权概念同样如此。

对社会危害性的强调会使犯罪论蜕化为直接运用社会危害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邹兵建，2015），难以实现以犯罪构成理论出罪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去苏俄化所带来的去政治化是一种再政治化：无论是废除类推制度，确定比较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从四要件向三阶层的转化，背后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预设和法治理想——刑罚权的行使不再是为了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个人利益。

⑩之所以要强调一下罪刑法定，主要是为了实现拨乱反正，需要借助罪刑法定来恢复法律秩序。（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甚至受国际化影响的俄罗斯人也曾简单地相信民主、市场经济的许诺，认为伴随民主的形式要素与市场经济法律支柱的引入，转型过程将会以一种‘令人满意的的方式终结。⑦刑法学者围绕苏联刑法还是德日刑法的争论可谓剑拔弩张、火药味浓厚，双方的争论被类似政治运动的语言渲染，德日派在这场论战中争取到很多来自传统派的倒戈盟友，从而使四要件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街老鼠，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陈兴良，2013a）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学者们需要不断警惕刑事政策等政治考量进入刑法之中，李斯特鸿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内容提要】 摒除苏联的影响是改革开放后法学各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通常认为去苏俄化有助于推动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最终实现学术的科学化、中立化。

政法传统则具体地对待人的阶级地位，尊重的都不是形式上的法律结果，而是法律的实质后果。（贝卡利亚，2005）换句话说，罪刑法定是符合近代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律的要求。它是引领国际法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而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互联网、医疗技术等对人权产生复杂影响的诸多新兴领域，有效的国际治理刚刚起步，甚至远未走上正轨。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来坚持传统的以个人为人权主体的人权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的集体人权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可见，西方人权观是狭隘和过时的。这是中国响应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号召，将国际标准、国内立法和政策实践有机结合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典型实例。中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的新奇迹，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综上，中国主张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联合国发展议程和人权议程统一起来，团结引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指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面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推动实现全球人权治理的进步和发展。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等、靠、要是不行的，命运应该、可以并且也只能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

二是人民性体现在对民生福祉的强调和保障上。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搞双重标准、不尊重事实和国际规则的情况屡屡出现，相当程度上干扰了包括人权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影响了国际人权机制应有作用的发挥。三是人民性体现在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上。

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国际人权法反映的是国际共识，提供的是国际人权标准，而具体的实现路径、实施方式还要依赖各国国内的立法、政策制定及其实施，并不存在简单划一的模式。它尊重并保留成员国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基本面，在相关性、必要性和效率标准的考量下，将事权授予国家联合的机构。他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

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延伸，发展本身是权利，同时保障和提升享有或实现生存权的质量。中国不会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会输出革命，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强加给别国。

《发展权利宣言》作为联大的决议，其本身不是国际条约，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对成员国来说具有一种倡导和建议的性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搞人权政治化的人权外交，借人权问题向发展中国国家施压的现象一直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国际法主要是促进国家间互动、调整和协调国际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的规则的总和。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公平正义的国家一道，坚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坚决同借人权干涉内政、搞政治抹黑和打压的行径开展国际人权斗争，维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原则和制度。法治、发展和人权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成为国家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三者之间是全面、协调、平衡推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权研究非常重视，这也事关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阐释、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立状态。

2021年1月21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专门强调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等环保问题非常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2月25日的讲话中强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这是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专门以人权为主题。

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发展与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由联合国推动的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发展议程，其中却缺少残疾人权利的发展指标。

前已提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条均专门规定了人民自决权，是最典型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集体权利的条款。他要求我国人权研究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一步细化了国际社会在发展议题上的努力目标，使发展和人权两大议程的有机联系更具操作性。2013年3月23日，他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

他在2022年2月25日的讲话中在谈到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时提到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的作用。与美国屡次退出人权理事会、予取予求不同，中国在每一次有资格参选时，均积极参选并高票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

习近平在2022年2月25日的讲话中谈到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智慧应该也必然更多地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中受到重视、产生影响。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人权观与之紧密联系。其实，国际人权法上的人权概念也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在没有按惯例举行全体会员国磋商、广泛听取意见的情况下，仓促投票通过一项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二、人权实现的国内路径 在人权价值和目标既定的基础上，各国的国情、历史不同，发展和实现人权的路径可以不同，也应该不同。所以，联合国各人权公约均在实施条款中规定缔约国应采取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措施落实公约所载的权利。简单、孤立和表面化地看待人权就不能充分理解人权在特定社会的内涵、实现路径、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这符合《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望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空间，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有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

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这一表述表明生存权的根本意义。

中国是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重视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 中国一直将法治、发展和人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进。